天一阁与中国古籍文化的传承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特色之一是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字及承载文字的典籍体系。古籍文化是这一特色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天一阁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藏书是中国古籍文化的优秀代表。书楼俱存、书楼同在，是天一阁作为藏书文化遗存独一无二的特色，象征着中国古籍文化乃至中华文明顽强的生命力。天一阁是明代书籍文化的活标本，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历史遗存。
历史上，天一阁曾为中国古籍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早在天一阁创始人范钦时期，明代学者俞宪就曾向范钦借其所藏洪武时期三科的登科录，用来编纂科举学经典《皇明进士登科考》。经史学家黄宗羲曾登楼访书，编纂了有明一代重要文献《明文案》《明文海》。史学家全祖望多次来天一阁查阅书籍和碑帖，写下了《鲒埼亭文集》中不朽的文章。清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范氏天一阁进呈藏书600余部，为全国最多的四大藏书家之一，乾隆皇帝为奖励范氏助修之功，回赠《平定回部得胜图》《平定两金川战图》铜版画两套和《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清道光时期，福建省编纂《福建通志》，从天一阁借抄福建地方文献50余种。天一阁藏书楼建筑也成为诸多官私藏书楼的取法对象。如著名的“四库七阁”（北方的故宫文渊阁、避暑山庄文津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和南方的杭州文澜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就是仿照天一阁建成。其他像宁波本地的卢氏抱经楼、南京甘氏津逮楼、扬州吴氏测海楼等藏书楼均是模仿天一阁而建。可以说在清中叶以后，天一阁已成为天下藏书楼的典范，是中国书籍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天一阁对中国古籍文化的传承发展作用得到更多体现。国家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古物陈列所、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在天一阁成立，一方面天一阁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另一方面天一阁因其重要历史文化价值而成为宁波市的文物管理工作的代表。宁波市包括古籍在内的众多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都在天一阁中进行，而其中的古籍工作最为突出。1960年代，国家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斥资将天一阁藏明代方志107种编为《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出版，是当时全国少有的大型古籍影印项目，大大推进了中国古籍文化的传承、利用、研究和发展（目前天一阁所藏方志类古籍全部影印出版）。此后，天一阁陆续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08年）、第一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2009年）、国家一级博物馆（2020年），在文物、博物馆、古籍和古籍修复方面都达到了最高等级，天一阁的古籍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得到了最好的制度保障。中华文明作为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古老文明，其基本载体就是数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华典籍。天一阁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最能体现中国古籍文化这一连续不断的传承精神。从范钦创立天一阁，到其子范大冲继承天一阁、定下天一阁由子孙共同管理的制度，即所谓“代不分书”；曾孙范光文为天一阁增构池亭、补充藏书；曾孙范光燮维修天一阁，引导大学者黄宗羲登楼观书，并为嘉兴府学抄录天一阁藏书百余部；八世孙范懋柱守阁有方，进呈藏书助修《四库全书》；十世孙范邦甸等编成《天一阁书目》刊行；十世孙范邦绥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联合族人设法追回被盗阁书；十二世孙范玉森、范盈爌在民国初年奔走官府抓获盗书贼；十三世孙范鹿其参加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率领族人与社会各界合作保护天一阁及其藏书，并在抗日战争期间将天一阁藏书转移到浙南龙泉县、庆元县保管，终使藏书不失，典籍重光。自范钦至范鹿其，天一阁藏书传承十三代，历经400余年的风风雨雨，其间经受无数战争、动乱，阁书几度遭劫，在范氏诸位杰出后人的艰辛守护和无数不知名族人的默默奉献之下，终于书阁俱存，岿然立于浙东。藏书世家这种艰苦卓绝的传承和守护精神正是中华典籍绵延不绝、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