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源流考》与清朝的历史书写
孟森在《清史讲义》中论述清代史学的重要地位时，曾指出：“清之于史，自代明以来，未尝一日不践有史之系统。”也正是清朝这种完善而又连续不间断的修史系统才把中国传统的官方修史事业推至顶峰。有清一代，官方史学成为整个史学画卷中浓重的一笔。官方修史所具有的独特性在于皆由帝王以及朝廷主导，因此，整个编纂活动不可能游离于朝廷政治之外，每一史馆的开设及史书的纂修，均与当时国家的政治、边疆、民族等问题息息相关。其中，乾隆朝成书的《满洲源流考》是清帝及其群臣为“本族”所修的史著，从民族起源上论证了清朝得天下的正当性，从政治上体现了清朝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性”追求。
为正统资格立论
清朝以少数民族满洲身份入主中原，自“定鼎燕京，以绥中国”后，经过几代帝王的悉心经营，建立起空前辽阔的“大一统”疆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最终形成。然而，清朝却始终面临着统治的合法性危机，那就是其自身的“夷狄”身份备受汉族士大夫排斥，特别是汉族士大夫渲染的“夷狄不得为正统”，始终萦绕在满洲统治者的心头。
中国历代王朝在政权建立伊始，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确立起“正统性”。所谓“正统”，即为“继前统，授新命”，也就是新旧两个政权的更替问题。对于清朝而言，就是如何实现对明朝的合法性继承。自入关后，清朝始终在竭尽全力调用各种资源为其“正统”资格立论，其中，利用文本建构对其少数民族身份进行合法性历史书写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清朝崇儒重道，推行文治。在此国策指导下，开启了诸多大规模的史书文本编纂活动，寄予了统治者浓厚的政治思考。盛清时期，在实现国家“大一统”之后，乾隆帝依托其引以为傲的史馆修史，开始了“开国史”系列史书的撰写，力图从民族起源上来解决长期以来极为头疼的“正统”难题。《满洲源流考》成为整个乾隆朝盛世修史中一部极具特色的史书，是由乾隆帝亲自主导，史官群体共同协作完成。与其他诸史一样，《满洲源流考》绝非单纯的学术文化活动，而是清朝对于其民族身份“正统性”确立的历史书写，以重塑有利于其合法统治的新记忆。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八月，乾隆帝发布上谕，宣布该书开始编纂。对于这样一部关于自身民族身份认同的史书，乾隆帝表现出高度的重视，他将该书交给当时运转流畅的常设史馆方略馆负责。在史官选拔上，乾隆帝甚至同时任命了以阿桂、于敏中、和珅、董诰四位大学士为代表的诸多朝廷重臣。此后，又迅速完善了相关官职职掌的人员配置：郎中巴尼珲，侍读孙永清为提调官，专司督催稽核；内阁侍读麟喜，中书呈麟，笔帖式七徳为满纂修官；翰林院编修宋铣、平恕，补部员曹锡宝为汉纂修官；理藩院笔帖式临保，补笔帖式明伦，工部库使巴尼泰为译汉官；而誊录、供事等都在方略馆中调取。这也是清朝惯用的史书编纂分工合作模式，是为能够各尽职责，有效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