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吉林公务员申论考试真题及答案
二、给定材料
材料1
“你们做袜子，可是低端产业啊！”如果10多年前有人和陈鹏说这样的话，尽管明白话里的潜台词，他也只能面带赧色点头承认，“没办法，话不顺耳，但人家说的是事实啊……”
可如今，再有人这样说，陈鹏一定会笑着“怼”回去：“你说的都是‘老黄历’啦！到我们茂源来，看看现在咱做袜子的，到底是低端还是高端！”
陈鹏是A市长纺精工机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多年前，他的企业落户A市茂源镇。和聚集在这里的众多创业者一样，目标只有一个——做袜子。当时，茂源镇已是闻名遐迩的“东北袜乡”。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初，历经二三十年磨砺，踩准市场步点，茂源镇形成了30多家企业、近万从业人员的袜业集群。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袜子生产基地，茂源年产袜子占东北产量的三成。但是，随着时代发展、技术革新，“东北袜乡”疲态尽显，产品滞销，一双袜子的利润只有几分钱……
“人家说咱低端，是实情，咱认；但说这个状况会一直延续下去，咱不认！”陈鹏心有不甘。
陈鹏的心声，也是众多茂源制袜人的心声。无数的“心有不甘”汇在一起，促成了茂源袜业的转型升级。
“那时候，企业的大部分利润，都被动辄几十万元一台的进口袜机拿走了。”陈鹏说。于是，他跑遍国内外大部分知名袜机企业，琢磨自己改良袜机。2016年，“长纺精工”首台全自动智能一体袜机研发成功，一口气申报了23项专利，性能堪与国际大牌媲美，价格却便宜一半。
“长纺精工”的成功不是个例。在A市，类似“长纺精工”的企业已经有3家，这令A市成为东北最大的织缝翻一体袜机生产基地，每年可生产袜机1000台。
走进A市丝蕴纺织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宛如置身科幻世界。在全自动生产线上，一条条机械臂快速运转，智能机器人娴熟地进行各项操作，控制室大屏上各项数据不断跳动刷新……“遇到问题，电脑控制系统会自动报警。原来人工计数、人工排单导致的数据不准确、原材料浪费等痛点，也都一揽子解决了。”姜总经理介绍，目前A市已经建成市级数字化车间27个，在役工业机器人超100台，联网袜业设备超500台……镇里还有个茂源袜业大数据中心，在中心的电子显示屏上，茂源袜子在全球、全国各地的销售占比，流行色彩和袜子材质排序的实时变化，甚至各地消费者脚型特点都能一一呈现。
看着订单被不停打印出来，梦莲袜业有限公司王总经理非常开心：“过去我们搞贴牌加工，现在我们专注研发时尚功能性运动袜，你看这款运动袜，是我们自主设计的，脚踝处藏着减少运动损伤的隐形扎带，袜筒处有压力补偿功能，袜跟处有一个防磨导流系统，不仅能减少脚和鞋子间的摩擦，还能将运动时产生的热量导出去。这双拥有发明专利的袜子，利润是普通袜子的几十倍。”
梦莲袜业联合国内多所纺织高校院所，建立了东北袜业设计中心，更多的优秀设计人才聚集在这里，为袜企提供设计服务。如今，在茂源袜艺小镇，一双袜子并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商品，“创意+”“艺术+”早已融入茂源袜业的肌理。梦莲袜业设计师子涵所追求的是“做一双有故事的袜子”。在她看来，袜子是年轻人彰显个性品位的饰物。公司主打的“萌袜”，客户群体以“90后”“00后”为主，每一季推出的新设计都有明确主题。公司在国内袜业市场中迅速崛起，成为A市袜企转型升级中的标杆。
“童袜世界”是A市首家专业童袜企业，设计、生产和销售婴幼儿和儿童袜子，企业的“七彩鹿”品牌是行业内知名品牌，依托这一品牌，其产品已经延伸到童装领域。“自主品牌和贴牌生产的效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企业创办者孙静深有体会地说。
从2016年开始，茂源镇通过规范出租房管理、取缔无证照经营、规范个体税收征管秩序等六大专项整治，关停了近半数的袜业相关企业。A市社科院经济所陈研究员认为，产业的发展都遵循着市场规律，可以由一个人或一家企业带动辐射发展起来，成为地方发展经济的金字招牌。不过，要是有序引导不足的话，模仿经济过后会呈现出“小散乱”等问题。在一次次蝶变之后，茂源镇袜业产业不断跃升。“‘只有夕阳产品，没有夕阳产业’，这是至理名言！你说说，今天咱茂源做袜子的，到底是低端还是高端？”陈鹏笑问。
材料2
近年来，洪水、火灾、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重大损失，漂流、穿越、极限越野等挑战性强的运动也越来越受到大众追捧，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增加，这些都让救援力量疲于应对。
作为国家应急救援力量的重要补充，民间救援组织正逐渐走入大众视野，N市汇爱救援队创始人虎哥介绍，一支中等规模的救援队，仅装备费用一项，一年就得30多万。目前民间救援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政府部门购买服务，二是企业和个人捐助。虎哥表示，尽管救援队也承接了一些政府购买的服务，一年仍有20万左右的资金缺口。政府采购的往往是服务于特定活动的项目，但民间救援组织大量的成本消耗是在活动之外，比如采购装备、组织训练、购买保险，以及在自发参与救援活动中的各项开销。
而在捐助方面，只有大灾来临的时候，企业、基金会、个人才比较愿意资助民间救援行动，这是目前公益筹款领域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公众更愿意把钱捐给让孩子吃饭、上学这些接近平常人生活体验的公益项目，很少有人支持平时基本看不到、也不太了解具体怎么运作的民间救援组织。
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在平时也愿意资助民间救援的公益组织，即便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想要为民间救援组织筹措经费也很难。由于民间救援组织的公益性质，整个运行中所有花费除了少量的政府购买和社会捐助，其余的资金缺口都要靠队员自掏腰包补足，因此，探索一条自我造血之路才是长久之计。N市星火救援队队员李金曾提出，以救援队为主体出资筹建企业，通过企业的盈利反哺救援队，并就此咨询民政和市场监管部门，答复却是国内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N市一位政协委员曾建议，政府应当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专项资金”中给予民间救援组织一定比例的合理补偿。但政府的补贴、补偿不可能很多，大概率覆盖不了这样多的民间救援组织。
目前，一些民间救援队是在当地企业支持下存活下来的，甚至不少救援队的创始人就是企业主。N市芒果救援队的创始人老雷就是一位物流公司的老板。“我们的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基本上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志愿者出人、出时间来做公益，我不能再叫他们出钱。”老雷说，
因为几乎包办了每次救援行动的各类费用，他被队友们称为“财神”。但是，为民间救援队输血的企业规模普遍不大，数量也相当有限。
“我父母一直不大同意我参与救援，觉得我还是个‘宝宝’，怎么能去救援别人？我都是瞒着家里人参加救援活动。”N市独行者救援队的小马说。同时，对于上班一族的救援队员来说，如果请假去参与救援，即便不被单位领导批评，也会留下工作不上心的印象。
N市社科院王研究员认为，公众是民间救援组织最大的受益者，一个成熟社会不仅需要专业的公益组织，也需要有能认同他们价值、并愿意为之埋单的民众。“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各有所长、社会应急救援力量有效辅助、基层应急救援力量有效覆盖”是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目标对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参与抢险救援工作应作出制度性安排。
救不救人？谁来救？谁为民间救援行动承担风险？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N市蛟龙水上义务救援队队长祝元说：“我们去民政局申办相关手续，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团队没有具体的业务主管单位，所以迟迟办不下来，我们救援队干啥都受限。”另外，据相关律师介绍，我国当前的法律法规对于民间救援行动中出现的人身事故责任认定不明确，意外伤害险和户外专门领域保险、抚恤金等救济制度不完善，政府与民间救援组织的合作缺乏法律保障。
救援队员万一有伤亡怎么办？救援队大都由志愿者组成，只有部分救援队员自掏腰包上保险，而这份保险还不是专业的救援险。为此，几支救援队都跑过多家保险公司，但没有一家推出专业救援险。专业险种的缺失意味着队员万一发生意外，只能自己承担后果。
回想这几年救援队的经历，祝元的声音中带着几分无奈：“民间救援队也需要被‘救援’”。
材料3
在C市北湖区的各个社区，活跃着一批社区调解员，居民们亲切地称他们“老娘舅”。他们走门串户，调解纠纷，看似风光，其实，在他们的生活工作中，委屈从来都不少，郝晓玲就是他们中的一员。2018年退休后，她担任了福林社区的调解员，说起这几年的经历，她用一句话概括：“酸甜苦辣，一言难尽！”
年轻的时候，郝晓玲当过乡团委副书记，还担任过服装厂副厂长。退休后，在社区负责人的邀请下，她走上了公益调解之路，“我这老党员还年轻着呢，能做一些事。”郝晓玲笑着说。
上门调解被拒绝、受“夹板气”，是郝晓玲刚上岗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也是她在后来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大堵心事。
一次，郝晓玲去调解一起邻里纠纷。一位老大娘家里漏水，把楼下邻居的地板泡了，两家因为赔偿问题起了纠纷。了解基本情况后，她敲开老人家的门，表明身份，没想到却迎来了一句中气十足的话：“滚，我不需要调解！”
“虽然不是第一次被拒绝，但心里仍很不是滋味，我这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郝晓玲说。她并未就此灰心，而是反思自己的工作方法，调整了调解思路。她走访了周围邻居，了解到老人目前独自居住，儿子在外地工作，平时很少回来看望她，加之有些老年病，睡眠不好，情绪容易激动。郝晓玲想方设法联系到老人的儿子，反复与之沟通，让他回来看看母亲并做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她又苦口婆心地说通了楼下邻居，把赔偿金额下调了一些。经过反反复复
几次奔波之后，老人终于与邻居达成了和解，矛盾得到了妥善解决。
郝晓玲说，自己出去调解时，经常被问“你们‘老娘舅’一年工资几万啊”，还常有人说风凉话，“拿了高工资就要好好干，不要瞎调解”。面对经常遇到的误解甚至冷嘲热讽，有时候真觉得吃力不讨好，心里憋屈死了。其实，辛辛苦苦做这个调解员，几乎就是义务劳动。可这一切并没有让她退缩，她依然热情地投入到社区的调解工作中。
郝晓玲发现要做好调解工作，光凭热情还不够，还要有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特别是准确洞察矛盾各方心理，这对调解成功至关重要。于是，她拿起了厚厚的心理学书籍，对已经60多岁的郝晓玲来说，困难可想而知，但她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平时她的包里总放一本心理学方面的书，一有空儿就拿出来看，朋友笑她要成为心理专家了。除了心理学知识，储备一定的法律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民法典》就让郝晓玲“啃”了很久。另外，她还经常看电视上的专业调解栏目，学习别人的调解技巧。
郝晓玲觉得，实践比单纯的记忆要有效得多，她开始跟着专业社工到现场学习各种调解技能。后来，郝晓玲又与街道资深调解员老张组队调解。老张是社区老干部，经验非常丰富。跟着老张一起调解纠纷，边干边学，她的调解技能在实践锻炼中越来越高。2020年1月，郝晓玲被北湖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为“人民调解员”。
